华语电影的内在统一性

2018-05-09 16:04:26 华语万映 6

撰稿人:赵卫防

当下,许多学者对华语电影的概念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努力。但由于华语地区地缘政治和文化即统一又割裂的复杂性以及华语电影本身跨地域、跨文化的复杂性,许多诠释难免流于偏颇。

十大华语电影

华语电影和民族性有着较紧密的关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性视为“想象共同体”,他指出:“说它是想象的,那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多半不了解这个民族其余大部分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团体归属的意识”,[[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的民族,依靠的便是想象共同体,共同体概念是借助群体想象形成的。安德森同时指出而民族的想象不仅限于语言一种形式。而全球使用华语语言的电影能够被统一整合为具有一定意义而非泛指的“华语电影”概念,也是一种共同体的概念,也是由“华语”民族共同想象完成的,其中的必须有共同的统一性,且不限于语言这一种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华语电影概念的产生需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内地、香港与台湾三地中国电影以及海外华人社区和族群拍摄的使用华语发音的电影须有除使用华语语言之外的其他统一性。由此可推知,华语电影的形成,须有除政治层面以外的,如文化、美学、产业、地域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动,这样才能形成内在统一性。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三地中国电影的互动主要是政治层面的互动,如中国内地和香港左派电影的互动等,而此期中国内地和台湾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某种针锋相对,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层面互动;而和海外华语族群和社区电影却连这样的政治互动也没有。由于缺乏文化、美学、产业、地域层面上的互动,这一时期的三地中国电影和海外使用华语语言的电影尽管在语言上具有华语的一致性,但却从来没有被从概念上整合为华语电影,因为它们缺乏除语言之外的统一性,并非“想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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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中国电影进行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非政治层面互动,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其间,三地均涌起了新的电影浪潮,在香港孕育出了“新浪潮”电影,在台湾出现了“新电影”,在内地崛起了“第五代”。这次互动,没有事先的统一约定和彼此间的沟通,没有共同的纲领性美学宣言,甚至始发时也没有相互启发和影响,但却在文化、美学、产业及对外交流等层面形成了惊人的一致性,如强烈的本土意识及浓郁的人文精神的张扬,电影叙事格局和镜语体系的重构等等,并均将三地中国电影推向了变革的轨道。此后,三地中国电影在文化表现以及生产和消费行为有了主动的多层面互动要求,在主题的确立、资金的运作、人力资源及发行网略等方面相互竞争、学习、合作,形成了一种关系密切的“文化生命共同体”。[ 廖炳惠:《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媒体、消费大众、跨国公共领域》,载郑树森主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可以说,三地的中国新电影浪潮,使得三地电影摆脱了纯粹政治层面的互动,显现出了除语言之外的其他层面的一致性,也使华语电影的概念整合出现了内在的契机。

十大华语电影

在这种契机下,三地中国电影除了在创作层面进行文化、美学、产业的互动外,也开始了学术层面的交流,进而深层次、全方位地进行电影互动,三地中国电影乃至全球华语语言电影进行整合已经水到渠成。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举行的国际华语学术研讨会上,“华语电影”成为出产于华语社会的电影代称。尽管当时的目的“是用一个以语言为标准的定义来统一、取代旧的地理划分与政治歧视”,[鲁晓鹏、叶月瑜:《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层面的研究》,刘宇清译,载陈犀禾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但这一概念的实际价值和内涵绝非只是学术层面,其表明了在新契机下,全球华语语言电影开始了新的整合与更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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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的回归和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电影互动逐步深化,其已越过原来的合拍时期而进入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至今,几乎所有的香港影人都有“北上”的经历,两地影人联手已经形成了不失“港味”娱乐特色而又兼具内地乃至全球华语观众口味的华语影片。而两岸关系的改善特别是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使得内地和台湾电影互动加强,许多台湾影人也仿照香港影人的路子纷纷“北上”合作,台湾电影亦融入了华语电影的“共同体”之中。海外华人社区和族群的华语语言电影家同时加深了和内地电影的互动,《雪花秘扇》(2011)等影片标志着这批影片也回归到了华语电影“共同体”。至今,华语电影已经形成了具有统一的中华文化传统和商业美学指向等统一性的电影,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夫、武侠等动作类型,以及喜剧、古装、悬疑等类型片是其主要影片。

十大华语电影

经过整合之后有着统一性的华语电影,之于海外接受也趋同于一个一体的电影,而非之前的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它已经超越中国国家的层面,并创造出一种不固定的、无地域限制的全球性泛中国认定。尽管影片可能是中国某地为背景,但其本身并不涉及任何地缘政治的考虑。对于功夫片和动作片等类型电影更是如此。这些影片试图去营造一种泛化的抽象的中华民族性,使中国成为一个借助武术、剑术、功夫、烹饪、东方哲学等来彰显自我的文化标志。[鲁晓鹏、叶月瑜:《华语电影研究概略》,刘宇清译,载刘宇清编译《他山之石——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0页。]此时,关于国家的政治寓言大都不复存在,银幕上反映出的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娱乐观,以及和外来文化与娱乐的合流。以此,华语电影也进一步走向全球,在地区及全球电影市场上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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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华语电影应包括一下物种形态:首先其一是由内地和港澳台及其他海外地区合作拍摄的各类使用汉语语言(包括方言)的电影,其中以内地和港台影人为主、整合全球华语精英和资本的合拍华语大片为主是主导力量,这类作为华语大片主体的影片是华语大片中的主体,正在经历从同质化到反同质化的嬗变。其次二是纯粹内地出品的使用汉语语言(包括方言)的电影,近年来,这其中的非普通话汉语方言电影越来越多,这也是表达个性化、多样化的反同质化诉求体现,因为当电影镜头越来越贴近特定地域内的人物生活时,方言以普通话难以匹敌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让观众觉得生动、亲近、自然。;方言电影也以自身独特的腔调讲述草根生活,受到观众喜爱。第其三,华语电影也包括在香港、台湾和澳门出品的使用国语、粤语、闽南语等汉语语言的纯粹本土电影。[ 李道新:《新民族电影:内向的群族记忆与开放的文化自觉》,《当代电影》2010年第九期,第38—41页。]第其四,华语电影还包括在内地和台湾出品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这类特殊的影片也是源于两地少数民族强烈的表达诉求。历史上由于人才、技术等原因,更是由于传播方式及内容的狭窄,使得少数民族并没有以本民族母语来表达的愿望,即使个别情况下有也无法付诸实现,只是汉语电影人以自己的语言和形式来拍摄少数民族电影。随着少数民族电影人才逐步增多,更是由[][]于大电影/全媒介时代的到来使得少数民族地域接触到更多的域外时空而产生了强烈的母语自我表达诉求,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这一特殊种类的华语电影便应运而生了。近年来,中国内地包括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傈僳族等在内的少数民族,分别用母语拍摄出了《寻找智美更登》(2008,藏语)、《额吉》(2009、蒙语)、《鲜花》(2009,哈萨克语)、《碧罗雪山》(2010、傈僳语)、《浪漫的心》(2010,傈僳语)、《锹里奏鸣曲》(2010,苗语)等优秀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台湾也于2011年出品了由魏德圣执导的“台湾史上投资最大”成本达7亿新台币的原住民电影《赛德克•巴莱费得克·巴莱》。这类特殊的华语电影“选取一种独立、内在而又开放的言说方式,不约而同地采用民族语文、内向视角、风情叙事和诗意策略,力图以此进入特定民族的记忆源头和情感深处,寻找其生存延续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基因,直陈其无以化解的历史苦难和现实困境,抒发其面向都市文明和不古人心所滋生的怀旧、乡愁和离绪的时候,对人文精神逐渐淡漠、文化形象较为模糊的当下华语电影/中国电影而言,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养分。[ 李道新:《新民族电影:内向的群族记忆与开放的文化自觉》,《当代电影》2010年第九期,第38—41页。]”[李道新:《新民族电影:内向的群族记忆与开放的文化自觉》,《当代电影》2010年第九期,第38—41页。]第其五,华语电影还包括除港澳台之外的其他海外华语地区和社区以华语独立出品,或与欧、美、日韩等非华语地区和社区合作并以华语出品的表现中国文化的汉语电影。由于“语言和国家之间的不等同性和不对称性,当今世界华人之间在国家和文化联系方面既存在一脉相承之处,也存着裂痕与分歧”,[鲁晓鹏、叶月瑜:《华语电影研究概略》,刘宇清译,载刘宇清编译《他山之石——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因此,这类华语电影在形态上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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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包括三地中国电影在内的全球华语电影全方位互动更趋激烈,致使这种内在统一性一方面更趋明显,甚至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另一方面由于华语语言区域的地缘政治、文化、地域的巨大差异性,却又使得这种统一性中的主流性渐渐减少,支流和散点增加,离散性大大增强,从而呈现出了内在统一中的巨大复杂性,更凸现出华语电影的巨大艺术和文化魅力。

赵卫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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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研究生导师、研究员、电影学博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出生于1967年8月,先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攻读本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电影学广播电视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团委书记、文化部团委常委等职,多年来从事影视史论特别是港台电影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多次赴港进行学术交流。